董酒产于遵义市北郊，因地处“董公寺”而得名，已有两百多年的酿造历史。1927年程氏后人程明坤汇聚前人酿技，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酿酒方法，使酒别有一番风味，颇受人们喜爱，被称为“程家窖酒”、“董公寺窖酒”，1942年始称为“董酒”。解放前夕程氏作坊关闭，董酒亦在市场上绝迹。
遵义董酒厂的前身，原为抗日战争伊始，为躲避战乱和日机轰炸，1938年12月从陕西省咸阳迁到贵州遵义的酒精厂粮食酒精生产线扩建的酒精厂，以黔北民间产包谷酒为原料蒸馏制成酒精，作为动力燃料支援抗日前线，少量用于化工、医药。隶属于当年的国民党经济部资源委员会。1951年收归国有后，改名遵义专区国营遵义酒精厂，转产普通白酒。1954年划归贵州省工业厅直属，更名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工业厅遵义造酒厂，投资新建糖化车间，生产食用酒精，用以兑制白酒，当年产量1190吨。1955年，酒厂下放遵义市轻工局辖，改名为地方国营遵义造酒厂。
1957年，为恢复地方名产，市人民委员会委托造酒厂试制董酒，在董公寺程氏作坊旧址修灶建窖，聘请程明坤担任酒师，次年酿出董酒并呈送样品鉴定，当年3月国务院批示并建议地方政府恢复生产，随即市财政拨款扩建董酒车间。1961年，董酒被评为贵州省名酒，厂名改为贵州省遵义酒精厂。1963年，董酒斩获中国名酒称号。是年，酒厂收归省轻工厅管理，名为贵州省遵义酿酒厂(—据《遵义市地区志-工业志》)。1964年市财政投资扩建董酒车间年产80吨的生产能力，当年生产董酒为47吨。1966年，酒精厂又划回遵义市管理。1968年，董酒产量达85吨。
关于“遵义酿酒厂”与“遵义酒精厂”的使用时间，另有一说法，即：两厂名可能同时存在交叉使用的情况，对此，编者进行深入的调查，不排除此类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董酒生产车间与酒精厂相距约3公里左右，加上口语化形成的习惯和当时法规的不健全，以及八十年代酒精厂与酿酒厂同时长期并存的历史背景追溯开来，很有可能存在此类情况。
在1957年至1975年的19年里，董酒由遵义酒精厂(酿酒厂)董酒酿造车间所生产，最高年产量仅89吨，远不能满足市场消费的需要。因此，董酒车间于1976年6月1日从酿酒厂析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贵州省遵义董酒厂。建厂后市革委员会投资扩建，1978年产量达200吨。同期还先后生产玉液香、杜仲酒、杞圆酒、窖粱酒、董窖等白酒和配制酒。
“串香工艺”是董酒生产的传统工艺。60年代中期北京酿酒总厂吸取了董酒的串香工艺，解决了液态法白酒的风味质量问题，从而为液态法白酒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10月,董酒厂从生产合理化出发,正式采用“双酷法”串香新工艺取代“复蒸法”串香工艺，所酿出的董酒酒质更好，质量更稳定。并于次年开始出口试销，此后出口创汇逐年增加，远销东南亚、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西欧一些国家也纷纷要求经销。港澳同胞称它为“思乡酒”“多情酒”，外国朋友称它为“友谊酒”，“典雅酒”。 1978年后，董酒的包装由普通圆柱型玻璃瓶逐步改为典型白色玻璃瓶，瓶底为八角形、瓶身为倒置漏斗状的异型瓶，瓶颈较长（图）。
1988年，董酒厂与生产同一香型白酒而技术条件较好的乡镇企业黔北窖酒厂、董公寺窖酒厂和黔北窖酒二厂实行经济联合。三个厂成为董酒厂的分厂，为生产董酒提供合符质量的基础酒。1989年元月，董酒厂又与遵义酿酒厂实行经济联合，利用酿酒厂基酒生产中低档白酒，促进两厂共同发展。到1989年，董酒厂已形成年产董酒3000吨的生产规模。
董酒的商标使用，1958年启用第一款商标，名为“湘江”牌，湘江，为贯穿遵义的一条重要河流，商标中的桥(见图)，为当时连接遵义新、老二城的第一座桥梁，建国后改名为“新华桥”。董酒的第二款商标，为“金鼎”牌（即俗称的“董公寺”牌，见图—据《遵义市志·工商行政管理》），启用时间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革期间曾中断使用。董酒的第三款商标为“红城”牌，启用于文革前(1966年前后)，止于1981年前后；董酒的第四款商标为“董”字牌，启用于1980年，原为根据“金鼎”图形设计的方形图案（图），1981年后改为外圆形的“董”字图案，一直使用至今。
1997年8月31日，董酒厂被深圳振业集团兼并， 改名为中国振业集团董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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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城”牌商标因仍在初稿之中未完成制图，因大家都认识，所以就暂时不上图了。
现在的关键问题，有二：
1、 关于厂名的变更，其一、小编们仔细核对后，确认“遵义酒精厂”的启用时间为1963年以前，资料来源是根据董酒厂1963年之当年获奖奖状厂名名称，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不难找到。为了谨慎，我再次与遵义市志，遵义地区工业志当年董酒厂的归属时段、以及相关的实物旁证进行验证，进一步证实均予吻合相匹配。其二、经过实物验证，确认1976年酒厂名称已为“遵义酿酒厂”。然而从酒精厂变更为酿酒厂的时间，目前仍未能准确判断。上述文中，已经有基本描述。
2、本书词条中，“金鼎”牌商标的确认过程：
在编辑到董酒厂的厂名变更与商标使用这个阶段的时候，发现历史资料与实物产生很大偏差，其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1963年前后至1966年这个区间里，缺少实物来佐证“湘江”牌在“遵义酒精厂”或者“遵义酿酒厂”期间使用过的有力证据，而在查阅《遵义市志》中，却发现突然窜出一个“金鼎”牌商标。原文如下：
“至1966年，遵义市登记注册商标有遵义肥皂厂的红花冈香皂、遵义火柴厂的贵州火柴、遵义日用品厂的孔雀牌油漆、遵义酒精厂的金鼎牌董酒、遵义蛋糕厂的延寿牌蛋糕、遵义化工厂的飞翔牌高锰酸钾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商标管理松懈、混乱，企业涂改商标，增加政治色彩，如金鼎董酒改为红城董酒”—《遵义市志》第500页。
后与酒友讨论，认为应为“金龙”牌，属于误字、错字。小编当时也基本认可，但心中犹存疑结，其一，这“鼎”、“龙”二字，既非同音，又非近似笔画，何来笔误？况且还多次出现！后经过查询1988年国家工商商标局出版的《全国酒类注册商标汇编》第30页，赫然发现全书仅有的唯一一个“金鼎”牌商标，至此确认，“金鼎”二字并非误字、错字。以下为资料截图：